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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力邀王国维到清华任教,王国维之子回忆

来源:http://www.handanfc.com 作者:澳门皇冠金沙网站 时间:2019-11-14 18:27

清华园坐落在北京的西郊,它是昔日的皇家园林,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殿堂。这里人才辈出,曾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,便是其中一位。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清华园里度过的。他在清华园里仅仅生活了两年,但他的学术研究给清华国学院带来了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,他还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。

《王国维家事》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推荐,为王国维长女、现居台湾王东明撰写的首本王氏家族回忆录。作者多年一直默默收集王氏及其后人资料,并撰写文章回忆父亲王国维。书中对于童年王家旧事、大师清华轶事、大师自杀之谜,以及王氏后人的百年飘零均作了深度的记述。 我们摘录王东明回忆父亲王国维与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朱自清等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交往故事片段,以飨读者。 赵元任先生 赵元任先生夫妇在清华时,是风云人物,无论衣着或行动,都很受人瞩目。当时清华学校的教授,大都是留学回国的,可是太太们,多数是旧式家庭妇女,保守、节俭,在家相夫教子,从不过问外面的事。只有赵伯母——杨步伟女士,与众不同。她也留过学,敢在大众面前高谈阔论。平时,人未进门,爽朗的笑语声已响彻庭宇。 她爱穿洋装,因为身体略胖,所穿丝袜,也要从外国买来才穿得下。这些看在我们晚辈眼里,好生令人仰慕喜欢。那时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汇来形容那种感觉,长大后才知道这大概就是所谓潇洒吧。 赵伯父对衣着也很讲究,他常穿西装,或长袍下穿西装裤。再配上一副金丝眼镜,更显得温文儒雅。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女儿,虽只有六七岁光景,也打扮得漂亮又活泼,是全园最出色的孩子。他们家爱请客。当时首创的所谓“立取食”,其实就是现在的自助餐,把食物放在长桌中间,客人拿了餐具,自己取了站着吃。这种吃法,在六十年以前,是闻所未闻的。参加的客人,宴罢回来,都议论纷纷。还有些太太们,将镂花纸巾带回家去保存,因为向来没有看见过。 陈寅恪先生 我们离开北京后,三哥住在清华,时常到父亲生前好友处走动。赵伯母豪爽又好客,是一位非常使人乐于交往的女主人,因此他们家经常是座上客满。有一天,三哥去串门子,客厅中坐了不少人,陈寅恪先生也在座,赵伯母正穿梭宾客间谈笑风生。等到三哥坐定了,赵伯母说:“今天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,可是听完了不许笑啊。” 原来前几天,天气很热,陈先生从外面进来,直嚷着好热。赵伯母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水,倒了一杯请陈先生喝。他喝得很过瘾,见到装水的瓶子,觉得既方便又清洁,便问赵伯母瓶子是哪里来的,赵伯母说:“是酒瓶。 ” 第二天,陈先生交代听差去买了两瓶酒。那时瓶子并不普遍,酒很少是用瓶装的,大部分是用坛子盛放的,买酒都要自己用容器去装回来,叫作“打酒”。所以瓶装的酒,多半是好酒。酒买回来了,陈先生却叫听差把酒倒了,瓶子洗干净,送去请赵伯母装冰水。 赵伯母用风趣的言词,揭开这位老友的妙事,使得在座客人都捧腹不止。赵伯母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,只有陈先生在一旁悠然自若地微笑不语,真是大智若愚啊! 朱自清的另一面 我家住在清华园西院16号和18号,14号正位于16号前方。不多久,大约是“民国”十五年春,朱自清先生家就搬进来了,我们与他家也就成了近邻。他们孩子不少,且都是不满十岁的幼儿。朱伯母身体瘦弱,一副病恹恹的样子,衣着也是十分随便。我们经常看到他呼儿唤女地团团忙着。 朱先生很喜欢小孩。傍晚时分,只要有空闲,他总会坐在家中屋前的台阶上,与孩子们游玩、讲故事。 我那时已过了听聆童话故事的年龄,但还不到欣赏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等文的时期,等到上了中学,在课本上读到《背影》和《匆匆》二文时,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。(原标题:读《王国维家事》 回顾王国维的清华往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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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王国维如何就聘于国学院,学术界说法甚多,其中笔者认为最合理的一个版本是,王国维能够得以顺利进入清华,胡适的鼎力推荐功不可没。

胡适与王国维的治学背景不同,但在学术研究方面,他们彼此欣赏。尤其是胡适,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。1923年,胡适在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日译本作序时,写道:“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,明、清人的杂剧、传奇,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。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和《曲录》等书。”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《读王国维先生的〈曲录〉》的书评文章,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。

直到胡适的晚年,他还保留着对王国维的特殊印象,他对助手胡颂平说: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《红楼梦》,他后来的成就,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。当然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。

1924年,清华学校欲“改办大学”,同时设立研究院。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,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的同时,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。胡适推辞不就院长,但建议曹校长,应采用宋、元书院的导师制,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。胡适还向曹校长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:梁启超、王国维、章太炎、赵元任。后因章太炎不就,而改聘陈寅恪。

1924年12月8日,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,第二天,曹云祥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:“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,晤谈之后,曷胜钦佩。敝校拟添设研究院,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……”

曹云祥校长求贤心切,多次致信静庵先生信和聘书均请胡适代转。同时,胡适积极主动地做废帝溥仪、庄士敦和王国维本人的工作。现存胡适给王国维的两封信,可见胡适本人对此事的投入,尤其是他自己从学术着眼,也希望王氏“宜为学术计,不宜拘泥小节”的那份诚意。在一封信中胡适这样写道:“静庵先生:手示敬悉。顷已打电话给曹君,转达尊意了。一星期考虑的话,自当敬遵先生之命。但曹君说,先生到校后,一切行动均极自由;先生所虑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,殊为过虑。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,不宜拘泥小节,甚盼先生早日决定,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……”

最终,胡适的诚意和曹校长的善待感动了王国维。于是,他决定亲自到清华研究院去看一看,并最终就聘于清华国学院。

王国维在清华后,在学术上也发生了改变,转向西北地理与元史研究。西北地理和元史研究曾被称为:“绝域与绝学”,清代中叶,徐松、龚自珍等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开拓和推动者,到了20世纪初,这一研究领域又成为近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。王国维进入清华后,在短时间内能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,说明必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。据其门生赵万里的年谱记载:“五月,从《通典》中抄出《径行记》,而以《太平寰宇记》所引者校之。又从《五代史》中抄出高居诲《使于闻记》,从《宋史·外国传》抄出王延德《使高昌记》,并以王明清《挥座前录》所引校之,又从《吴船录》抄出继业《三藏行记》……”由此可见,王国维对自己新的学术转向有意识地进行充分的准备。

除了学术上的成就,在清华国学院的两年,王国维留在现代学术方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,就是他的普通演讲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。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总论》中写道,“然昔于古史材料,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。吾辈生于今日,幸于纸上之材料外,更得地下之新材料。由此种材料,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,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,即百家不雅训之言,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,此二重证据法,惟在今日始得为之。”所谓二重证据法,即考古文物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。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

王国维等多位大师的辛勤努力,为后世造就了一大批人才。谢国桢,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,成为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学生,他曾协助梁启超编纂《中国图书大辞典》,后为我国古籍整理作出巨大贡献;戴家祥,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,后来因其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上的造诣,被称为“金文研究第一人”;赵万里,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,后来他主编的《中国版刻图录》在版刻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上都超过了前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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